严重的抑郁症患者每天都会沉浸在生与死的纠葛当中，对此正常人是无法理解的

　　西安西京医院心身科的病房里，阳光透过洁白的窗帘照在病床上，病床上的患者名叫李薇（化名）。快要到午饭时间了，她仍旧将头埋在被窝里不肯起来，甚至不愿动一下身体。

　　几天前，36岁的李薇喝下农药企图自杀，幸亏家人发现得早。李薇被送进医院，救醒后转诊心身科，被确诊为抑郁症。

　　临床医学对于抑郁症的确诊并不是很难，西京医院心身科副主任医师王怀海教授说：“难的是患者和家属不能及时就诊。”

　　三年前，李薇发生了一些变化，平时极注意形象的她不再收拾自己，她转让了自己的生意，后来就不愿再出门，大多数时候她都是窝在床上。家人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她开始在言语上流露出让人担心的事情。“活着没意思！”李薇开始时不时说这句话，也开始回避和任何人的交流。

　　“活着太痛苦了！”有时她那莫名其妙的诉说，会让家人用诧异的眼神看她。她那么漂亮，之前生意也做得很好，离婚了仍然还有很多追求者，家人不明白她究竟痛苦什么？还有，为什么那个痛苦还让她觉得活着没意思！

　　一年前她试过一次喝农药自杀，她说：“那种方式死了不会太难看。”

　　被救醒后她没有大哭大闹，还是那副状态，她甚至没有打算要感谢谁。家人缺乏对抑郁症常识的了解，他们以为，无微不至的物质关怀和24小时的看护，会重新燃烧起李薇对于美好生活的憧憬。却没想过要让李薇去看心理医生。

　　这一次，李薇还是选择同样的自杀方式，她仍旧认为，唯一能解决“活着没意思”的方式唯有此。

　　再被救后，在医院的建议下，李薇被转诊到心身科，接受心理治疗。家人担心，如果李薇头脑中那个“活着没意思”的想法不能被改变，危险会时刻降临。

　　除了服药，每天医院还会安排一些心理辅导、药物用来激活患者头脑中那些不太活跃的细胞，这样可以让患者多一些行为活动，而心理辅导企图改变患者头脑认知方面的偏差理解。

　　“严重的抑郁症患者每天都会沉浸在生与死的纠葛当中，”王怀海说，“对此正常人是无法理解的。”

　　20世纪60年代，美国心理学家贝克在治疗抑郁症研究时发现，那些有抑郁症的患者在思维方面，会不由自主地进入负性自动想法。

　　王怀海称，这种负性自动想法，会导致抑郁症患者在选择自杀时显得轻而易举。

　　在常人看来，生与死并非需要选择，所有的生命都会经历这两个过程。“但抑郁症患者会在这两者之间反复不停地做选择，这是他们最痛苦的地方。”王怀海说，全世界每年约有100万人自杀，抑郁症患者占到百分之六十到七十。

　　深圳女作家李兰妮曾在《旷野无人：一个抑郁症患者的精神档案》中，真实地记录过这样的挣扎：“我在行走着，忽然想到我如果上吊了，我怎么又跳楼呢，如果跳楼怎么上吊呢……”

　　两次自杀未遂，才能换来家人对于李薇心理问题的关注，这个代价看起来太大。“不足为奇，”王怀海说，“大多数的抑郁症患者要么自杀未遂，要么说活着没意思，家人才会想到我们这个科室来就诊，人们认为精神不正常的人才会看心理医生。”

　　上世纪80年代以前，我国精神病学界对抑郁症诊断率非常低，出现情感障碍的人大多会被诊断为精神问题，直接导致很多人有心理问题也不敢轻易告诉别人，怕被冠以“精神病”这样的称呼。“精神病”一词在中国文化中常常用以描述一个人有怪异行为，被描述者会被归类为人群中的异类。

　　所以，为患者本人和家属解释抑郁症和精神病的不同，是王怀海经常面临的事。

　　一位年轻的大学男教师，因失恋变得突然烦躁、失眠，被确诊为急性抑郁症，却一再嘱咐“不能让单位人知道我得了精神病。”让王怀海哭笑不得。

　　“抑郁症源自头脑认知层面，是由心境变化引发的一种持久低迷状态，患者具有足够的自知力，而‘精神病’是精神和躯体两方面都有症状，患者会完全没有自知力。”王怀海经常通俗地解释这两者的差别。

　　即使是这样通俗的解释，仍然不能让一些来就诊的人放下对于“精神病”一词的顾虑。1990年的国际疾病分类草案中明确规定，医学上有关“精神病”一词，已抛弃不再使用，而只保留“精神病性”一词的描述之用。“即使是精神科大夫，对于精神病的叫法也是相当慎重的。”王怀海说。

　　在心理医生那里，抑郁症又被称为“精神感冒”。

　　既然是感冒，人人都可能得。一个正常的人都会有被抑郁席卷的经历，区别只在于持续的时间。“但很多人却不理解这个，”王怀海说，“生理疾病会被高度重视，心理疾病往往是被忽略的。”

　　在一些综合医院的心理门诊，能直接说自己有抑郁症的人充其量只有三分之一，失眠、食欲不振、活动量减少是一些人就诊的主要理由。